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
美國病了 中國穩了 世界變了
新冠肺炎疫情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世界局勢進入動盪變革期和加速演變期。美國大選結束，迎來了“後特朗普時代”；拜登上台，面臨的疫情、經濟、種族等難題難解。中國迎來“十四五”開篇之年，進入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階段。世界之變、美國之變、中國之變交織，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全球治理也在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主義”對美國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響？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會迎來哪些新變化？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了全球格局？百年新變局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新京報專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美國問題專家袁鵬。
談“特朗普主義”
美國“病了” 然後出現了“特朗普主義”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特朗普主義”的出現？這反映了美國國內面臨哪些問題？
袁鵬：所謂“特朗普主義”，主要是指特朗普政府堅持絕對的“美國優先”，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主義，把美國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樣一種執政特徵。“特朗普主義”的出現，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偶然性在於，特朗普是一個非傳統的政治人物，這樣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房地產商人執掌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必然會有一些特殊的風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極端、出格的言行。
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義”出現背後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夠勝選、2020年雖然敗選但仍贏得了7500萬人的支持，背後其實有一種更深層次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或者説美國其實是“病了”。美國各種矛盾疊加、積重難返，最終導致各種社會問題集中迸發。
首先是階級矛盾。美國過去是一箇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階級流動性很強。但現在成為了一個啞鈴型、金字塔型的社會。富人愈富、窮人愈窮，中產階級逐漸萎縮，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空前加大。
其次是種族矛盾。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漸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模式。但隨着社會的發展，種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最終體現為種族之間的衝突，去年的美國“黑人命貴”運動就是種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
第三個矛盾是代際矛盾。美國老年羣體、中年羣體、青年羣體關心的問題都不一樣，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樣。還有LGBTQ(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少數羣體，現在逐漸成為一個主流的政治聲音。這些羣體間的代際矛盾，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化問題凸顯。
這些矛盾為什麼會在近期集中迸發呢？主要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結構性矛盾沒有因時因勢得到階段性緩解，冷戰結束後，美國沒有進行自上而下的主動的結構性改革。而特朗普上台之後片面追求美國優先，導致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霸凌主義橫行，這些顯然不是順應美國發展的改革。
美國幾任領導人沒有完成一個本該進行的深層次改革，於是各種矛盾由小變大、由個別矛盾演變為多方面矛盾、由表層矛盾變成了深層結構性矛盾。最終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現了特朗普這個反傳統的總統、出現了“特朗普主義”、出現了美國最混亂的四年。
談全球變局
“東昇西降”之勢不可逆 中國需發揮引領作用
新京報：現在都在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世界“變”在哪裏？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了這個變局？
袁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同於以往的變局，譬如一戰、二戰、冷戰、蘇聯解體等。這個變局不是通過熱戰、也不是通過冷戰推動，而是一種在變與不變之間潛移默化的改變。
到底“變”在哪裏？首先，最深刻的一個變化就是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也就是“東昇西降”。近百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羣體性崛起，而西方世界出現整體性的低迷，濃縮成一句話就是“東昇西降”。
第二個“變”在於，非傳統安全首次具有了改變世界格局的重大意義。過去幾百年影響國際格局的基本是大國博弈、軍事衝突、冷戰、地緣政治，但現在非傳統安全因素上升了，譬如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全球疫情、生物安全、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等。歷史上首次，這些非傳統的安全威脅比傳統威脅給人類帶去更大的災難。
第三個“變”體現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蓄勢待發。我們可能會見證一個以數字經濟為核心，以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一堆新科技集中爆發。這一輪科技革命給世界帶來的改變，很多都是難以想象的。
新冠疫情正好發生在百年新變局之間，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這個變局，讓這個變局來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遠。
新冠疫情對於國際格局的衝突和影響是歷史性的。它不亞於一場世界大戰，或者可以説就是和平時期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對人類發起的一場世界大戰，幾千萬人受感染、幾百萬人死亡，經濟幾乎全面停滯，貿易、人員往來幾乎全面中止。同時，疫情像一面“照妖鏡”，把國際政治中被掩蓋的一些面貌暴露了出來，譬如美國對華極限施壓、疫情政治化等。
新京報：中國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袁鵬：中國快速崛起引發全世界的不適應，開始考慮該如何和中國打交道，到底是合作還是遏制。隨着中國的穩健發展，未來塑造國際格局、國際秩序的可能未必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而是中國這個最大的變量，中國的發展將會極大地引領百年變局的方向。
中國現在已經進入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奮鬥的新發展階段，未來更需要把中國放到全球格局裏去看，發揮中國的引領作用。因為中國發展好了，整個全球格局就穩定了一半。我們再發揮一些引領作用、體現大國責任擔當，世界就能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
具體來説，疫情之下，中國首先控制住疫情，對全球疫情防控就是個巨大貢獻。與此同時，通過給全球提供一些公共產品，譬如疫情下需要的防護用品、疫苗等，體現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第二，要提出中國方案，譬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等思想，這些為解決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一些共性問題，提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
第三，通過一些具體的倡議引領世界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譬如一帶一路等倡議，就是在一些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裏堅持全球化、堅持互利共贏的做法。
談2021年的全球挑戰
疫情仍是首要挑戰 地區局部矛盾需警惕
新京報：2021年全球面臨着哪些挑戰？
袁鵬：2021年的很多問題仍然是2020年的一個延續。首先，新冠疫情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目前我們並未看到全球疫情的終點甚至拐點，反而多國出現嚴重反彈，疫情趨於失控。因此，疫情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的衝擊依然存在，這也將是2021年最大的全球性風險和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全球經濟的發展。受疫情影響，除了個別國家外，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幾乎都是負增長，這在現代經濟史上是首次。如果負增長再持續一年，是否會再次導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債務危機？
第三，美國國內的分裂會如何進一步演變？畢竟，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決定了美國的國內政治必然會深刻影響世界局勢。
第四，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等思潮暗潮湧動，極端主義、恐怖主義野蠻生長，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後果難料。
第五，全球長期存在的一些區域衝突在疫情掩蓋下被忽視了，但並未消亡。疫情之下，精神壓力疊加經濟低迷，很可能會反射到地區衝突上，導致地區不穩定加劇。譬如伊朗核問題的走向、阿以和解帶來的影響，是否會導致中東地區爆發大規模衝突；東北亞區域，朝核問題會否因美國政局變化出現反覆；還有多國多區域的政治生態變化等。這些暗流湧動的矛盾，都有可能影響全球。
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各國領導人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在行動上加強全球治理，共同解決這些全球性的問題。
